汉语称谓研究历史悠久。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这一研究蓬勃发展的时期。本文拟对此作一回顾，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重视研究的实用性。研究者以《汉语学习》、《语文建设》为主要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如何正确使用汉语称谓，提出要规范新生称谓，纯洁汉语词汇。有的称谓词使用模糊不清，研究者讨论了正确的书写形式和用法；有的对误用、滥用的称谓词进行纠正；有的称谓词“旧瓶装新酒”，在新时代产生了新的用法，研究者探源溯流；有的探讨汉语礼貌称谓，指导恰当使用尊称、谦称、对称、他称。在对外交流方面，探讨汉语称谓教学，研究称谓的正确翻译，指导外国留学生正确学习汉语，恰当使用汉语称谓。同时，汉语称谓研究也为古籍整理和辞书编纂提供了科学依据。

 2、重视汉语称谓的文化性。汉语称谓的文化因素研究是这个时期的热点，李树新《现代汉语称谓词与中国传统文化》开创了这个时期研究的先河。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文化观念的变革，平等原则和情感原则取代了等级原则成为现代汉语称谓词的主要原则。但由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的影响，导致等级称谓依然存在。称谓词有着深刻的文化烙印，它的历史变迁反映了新旧文化观念的变化。

 3、开始重视专书称谓词研究。在这个时期，专书的称谓词研究开始起步，论文逐渐增多。有的是全书称谓词研究，有的是对书中某个称谓现象、某类词的专题研究。研究者对专书的称谓词语加以系统的整理和考察，为断代研究和宏观研究提供了材料。

 4、重视称谓的比较研究。开始重视共时和历时的比较研究。所谓共时的比较研究，是指同时期的汉语与方言、外国语称谓的比较，从而看出汉语称谓构词特点以及汉语婚姻制度和社会形式的独特性；所谓历时的比较研究，是指研究者从称谓词的历史演变着眼，详尽描述某个称谓词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变化，并努力摸索其演变规律。

 5、重视社会调查，进行定量分析。称谓研究以社会语言学理论为指导，通过社会调查获得社会使用情况的第一手资料。新时期大多数调查者采用社会语言学家Milroy创立的社会网络法，将业已存在的、小型的、自我封闭的、具有高密度和高复合度的社会群体作为调查单位。通过调查不同类型的会话者在不同的社交场景中所选用的称谓，探讨影响称谓语选用的重要因素，包括说话人的身份、年龄、性别、社会阶层、学历、态度、社交情景，分析称谓的社会使用状况和发展趋势，研究其文化内涵。

 6、研究材料范围的扩大。较早的古代汉语称谓研究大都集中于对上古文献和近代小说，征引的材料也多集中于经书、小说和史书。随着研究者视野的开阔，征引材料不断扩大，小说、史书、诗文、佛经、杂著、金石碑帖、出土文献等有关文献，无不纳入研究视野。这个时期研究者对金文、铭文、汉简里的称谓展开了研究，考释词义，探讨文献中的称谓现象，为我们认识当时的汉语称谓全貌提供了帮助。

 九十年代是称谓专著研究的丰收期。袁庭栋《古人称谓漫谈》对古人称谓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是目前为止对古人称谓分析较为详尽的专著。田惠刚《中西人际称谓系统》运用比较法对中西人际称谓系统作了跨学科研究，是我国第一部中西比较研究的称谓专著。马宏基、常庆丰《称谓语》从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多角度研究新时期的汉语称谓。夏先培《左传交际称谓研究》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古代专书中的称谓和专题研究古代交际称谓的专著，具有填补空白和开拓研究领域的意义。林美容《汉语亲属称谓的结构分析》是一部台湾学者研究称谓词的力作，采用数理人类学的方法，对主要是书面汉语的称谓系统进行研究。

 在一些文学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专著中对汉语称谓有所涉及的，主要是对姓名、亲属称谓的研究。在一些词汇研究的专著中涉及了若干称谓词的考释，其中所涉及的称谓问题尽管属于零散的个案研究，但研究的成果却是重点、难点上的突破，其价值不容忽视。

 九十年代是汉语称谓辞书编纂的成熟期，有韩省之编《称谓大词典》、吉常宏编《汉语称谓大词典》。其中《汉语称谓大词典》收词约30000余条，共3539千字，无论在规模上、学术价值上和实用价值上都超过了以往的辞书，堪称称谓词典编纂史上的里程碑。